对于那些被剥夺了工作的人类来说，唯一的出路是什么？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全球劳动力市场，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这种重塑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工作替代和创造就业能否同时发生？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产生大量知识时，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人类劳动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蔡昉试图在他的新书《中国就业新趋势：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中寻找这些日益现实的问题的答案。近日，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在人类与人工智能竞争就业的过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与人工智能实现差异化互补。蔡昉摄/受访者提供 “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比较优势。”中国新闻周刊：人工智能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哪些影响市场？哪些职业受影响最大？展望未来，这些工作岗位流失会变得更加严重吗？我该如何回应？蔡昉：人工智能的进步，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ChatGPT诞生后，一些白领工作受到了明显影响，特别是对应届毕业生的需求减少了。比如在法律行业，新来的法学院学生往往负责起草、文件审核等基本工作。这些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高生产力的领域。事实上，这场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与以往的技术革命不同。到目前为止，新技术取代的工作主要是重复性体力工作和低技能或半技能劳动力，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取代需要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作。因此，在许多技术受限的行业，人工智能现在已达到中级水平，入门级毕业生很容易被替换。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从大规模语言模型向嵌入式智能演进，更多的工作岗位将面临被取代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强大的认知能力。孩子在这个维度，他的智力水平超过了人类。因此，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不是在人工智能擅长的领域与人工智能竞争，而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互补关系，与人工智能差异化进入劳动力市场。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机器之间的协作与共存。机器人工程师汉斯·莫拉维克曾提出著名的“莫拉维克悖论”。他发现人工智能可以完成对人类来说极其困难的任务，比如成为围棋世界冠军，但人工智能很难模仿人类可以轻松完成的任务形式，例如绕着桌子或椅子走来给另一个人端一杯水。这说明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之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人类作为独特的生命体和智慧实体，在进化过程中积累了难以形容的“隐性知识”和“实践知识”。这些都是比较“人性化”的技能。这些技能只能被理解，但它们构成了我们的独特性，包括自我控制、工作装备、社交技能和艺术意识。只有人类才会为莎士比亚的悲剧流泪，但人工智能不会。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深入理解。探索人类这些潜在的“本能力量”，扩大可以与人工智能互补的人力资本，将是未来劳动力市场中人类与机器共存的关键。在人与机器共存的场景下，工作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一个抽象的岗位。阿蒂夫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工作的各种任务，重组了整个生产流程，让人类和人工智能各司其职。换句话说，人机协作的新商业模式有可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我们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虽然它会破坏就业机会，但它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在解决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时，一个核心策略是努力确保创造就业机会超过破坏就业机会，这表明人工智能协调的重要性。所谓“适应”，就是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类所用”，符合人类的目标、偏好和伦理原则。这不仅需要在技术模型层面进行，还需要开发者、投资者、企业家、技术使用者达成共识，确定AI发展的共同行动方向和优先事项。耳鼻喉科过程。 10月15日，北京某视频制作软件公司的负责人用手机观看其公司平台生成的短片内容。图片/视觉中国《中国新闻周刊》：从人力资本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创新教育，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互补？蔡昉：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以增加受教育年限为目标的人力资本形成模式。新的人力资本的形成不能仅仅依赖于学校教育，而必须转向贯穿工人整个生命周期的可持续的永久性培训。首先，更加关注婴幼儿的早期发育。其次，将幼儿教育和中等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并向前和向后拓展。三是强化终身学习机制。特别是耳朵幼年教育。刚出生的孩子会比成人保留更多的人类“本能”，而成人则更像人工智能。根据经济学家 James Heckman 的研究，对非认知技能发展影响最大的时期发生在婴儿 0 至 3 岁之间。这些对人生至关重要的能力和技能主要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方式正在不断进步。目的不是传授更多学科知识，而是提高孩子整体感知世界的能力，让他们学会识别物体、判断颜色……这些最初的经历非常重要。政府下一步是深度整合学前资源。这是因为在教育早期阶段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越多，回报率就越高。建立全周期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难点n 系统是如何有效地协调资源。例如，0～3岁儿童和3～6岁儿童在行政服务上分别属于卫生系统和教育系统，这使得学前资源整合更加复杂。事实上，各个教育层次之间的内部联系如何妥善管理和有效联系，是我国教育体系长期以来的一个不足。为应对未来终身学习的人力资本需求，政府可能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的制度安排、教育内容和各个阶段的目标实现情况。评价方法也将全面更新。此外，由于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数量将长期持续下降，大量教育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本规定协调和整合资源的机会。政府可以考虑将一些闲置资源用于职业培训或为更多老年工人提供技能提升服务。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培养的人力资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2024年4月11日，江苏省昆山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服务中心员工使用“AI小昆”。图片/视觉中国向人工智能征税 《中国新闻周刊》：从政府角度来看，实现劳动者全生命周期的培训，除了调整资源外，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如今，日本继续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这笔钱从哪里来？政治层面准备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影响？蔡昉：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影响，就业岗位的破坏总是发生在就业岗位创造之前。研究表明，由于技术变革而失去工作的人和获得工作的人之间存在显着差距。改变职业结构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因此，面对当前的影响，政府必须为每一个被剥夺就业的个人提供有效的保护机制。这也是一种“调整”。对于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就业的行业，未来可以在适当时机开征人工智能税，以税收作为重要来源，为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劳动者提供搬迁补偿、技能培训等变革保障，从而减轻技术替代带来的社会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时代，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保障体系应该变得更加全面。政府应提供今后要为各年龄段劳动者提供继续教育培训服务，并应承担相应的投入。对人工智能征税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人工智能的应用真正能够显着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为相关企业创造可持续的经济价值，那么个体企业不应该是唯一获得生产率提升收益的企业。政府需要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向整个社会分配红利，但这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生产力共享机制一方面可以缓解美国已经出现的垄断和赢者通吃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减少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对经济结构稳定性的损害。凯恩斯在1930年预测，100年内，劳动生产率将提高四到八倍，而人们每周只需工作 15 个小时，不再需要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无聊的工作上。根据许多经济学家的计算，尽管凯恩斯预测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实现，但今天人们仍然需要每周工作 40 小时，而不是 15 小时。 “淹没”背后的深层逻辑值得反思。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将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我们迫切需要重新定义工作，重建工资与工作的关系。从长远来看，特别是在通用人工智能（AGI）如火如荼的情况下，未来的职业应该侧重于培养360度的人才发展。届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克服资源限制，使人力资本回报与劳动生产率脱钩。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但人工智能比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更接近实现这一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聚焦“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即使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现状也无法回避。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进一步加剧我国当前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对于“一老一少”，您有什么具体、具体的建议吗？蔡昉：虽然我国劳动力市场已逐步摆脱疫情造成的周期性失业，但常态化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这一现象表现为“有人有工作无人工作”和“有人不工作”两种现象并存。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堕落”、“放下”倾向，是结构性矛盾的表现。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无法有效地将工人的技能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实际上削弱了其解决AI就业危机的能力。解决劳动争议时，一定要强调“一老一小”。年轻工人的根本弱点源于人工智能对初级工作的重大影响。因此，政策设计的关键是如何加强培训，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帮助青年工人快速克服经验障碍，尽快将人力资本提升至职业中期水平。老年工人面临的就业挑战不仅是他们的技能过时，而且他们可能被排除在整个智能工作环境之外，从而加剧“数字鸿沟”带来的劣势。因此，除了职业培训外，老年人就业支持还应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具有互补性和综合性，也可以设计倾斜的技术解决方案。日本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在劳动力中的比例预计将持续增加，提高老年人实际劳动力参与率显得尤为重要。要实现这一目标，公共培训资源必须针对他们，通过准确的技能评估，帮助他们找出自身技能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改进。因此，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关键在于推动人口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深度融合。 2025年12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第1216期杂志标题：蔡昉：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应对就业危机？记者：霍思怡（huosiyi@chinanews.com.cn） 编辑：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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